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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 历史沿革  

2016-12-28 21:20:51|  分类: 文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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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 历史沿革编辑

汉口地名的中英文邮戳图册

汉口以前并不叫汉口,叫江夏。那么,“汉口”这个叫法又是么样来的呢?

江夏这地方在汉水、长江交汇之处,水上交通极为方便,都说是九省通衢。大约在清朝康熙年间,各地的生意人纷纷来到江夏做买卖,这里就渐渐繁荣起来。长堤街、汉正街、花楼街这些重要街道也相继建成了。

当时,由于交通条件,来江夏做生意的大部分是本省的商人;外来客商中,要算陕西来的商人最多。因为,江夏是汉水流入长江的出口处,而汉水的发源地又正好在陕西,因此,陕西的商人来江夏是再方便不过了。当时在他们中间流传这样一首歌谣:“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顺着汉水往下走,生意兴隆算汉口。”陕西人就开始把江夏叫汉口。他们说:汉口、汉口,就是汉水的出口。

久而久之,这种叫法渐渐成了习惯,都觉得比叫江夏更为合适。因此,“汉口”就成了正式的叫法,江夏这个称呼晓得的人倒不多了。

汉口作为地名在史籍上出现。今天的汉口其实只有500余年历史,始于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汉水原来从龟山南边注入长江,成化年间其主流则从龟山北的集家嘴注入长江。汉水改道后的低洼荒洲地带,至清嘉庆年间发展成为与河南朱仙、江西景德、广东佛山并称四大名镇之盛誉的汉口。

汉口自鸦片战争后开埠通商,在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中段,江汉路以北、麻阳街太古下码头以南、中山大道东南的滨江地段,有一块约2.2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哥特式、洛可可式、巴罗可式等欧式建筑一应俱全。这便是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汉口租界的遗存,按地理方位从西南向东北排列,分别为英、俄、法、德、日5国租界。汉口租界的数量仅次于天津,居全国第二位,面积仅次于上海、天津,居全国第三位,其影响力位列内地各外国租界之首。外国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在租界实行独立于中国政府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另一套制度,成为国中之国,但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武汉的近代化进程,在城市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交通、公共卫生管理等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由来

汉口图册

1861年3月7日,英商上海宝顺洋行行主韦伯、英国官员威司利、通事杨光让及随员45人,乘英国轮船到达汉口,会见官文,要求通商,并在汉口委托都司李大桂代觅栈房一处,每年议给房主租金400两。随后留下通事及数名随员,韦伯和威司利等仍回上海。3月11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驻华使馆参赞巴夏礼率领一支由4艘军舰、几百名水兵组成的舰队到汉。3月12日,贺布率军舰2艘从汉口溯江上行至洞庭湖边的岳州,后于16日返汉。贺布、巴夏礼于16日在官文所派炮队保护下沿汉水上行。注意,英国人曾“沿汉水上行”,这样,龙王庙就是他们的必经之地了,选择这个扼两江汇合的咽喉之地建立租界,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3月20日,贺布、巴夏礼等一行会同汉阳府进行实地查勘,划定租界界址。3月21日,巴夏礼至湖北藩司衙门,与湖北布政使唐训方订立了《汉口租界条款》。注意,从16日沿汉江上行,到20日查看定界,似乎也有往复交涉的时间。

再查《汉口租界条款》原文,其中记载,1861年3月20日,中英双方实地“查勘,定准汉口镇市以下街尾地方,自江边花楼巷往东八丈起,至甘露寺江边卡东角止,量得共长二百五十丈,进深一带一百一十丈”为租界范围。该条款最后记载,“立约之日,本参赞、本司当面言明,所定此地界址,不能越花楼巷之西一带再租,免碍镇市铺屋。嗣后各国来汉租地,自必一律办理。”注意,这里双方再次申明,“所定此地界址,不能越花楼巷之西一带再租,”是否就是因为双方已经为龙王庙之地争执过一番了呢?最有意思的是,“嗣后各国来汉租地,自必一律办理。”好象是说,龙王庙之地,既然不租给英国,那以后一样也不能租给别的国家。

租界惯例

另外,从当时设立租界的惯例来看,一般是不能设在繁华地段的。一是清政府强调不能“华洋共处”,以免中外纠纷不断,或国人受到外国人的教唆“学坏”;二是买地、拆迁很麻烦,费用会增高。而花楼以下沿江地段,当时比较荒芜,符合政府的条件;英国人也能接受,因为足够长的岸线有利于军舰和商船的进出,荒芜的地段也有利于按照西方的标准建设新的城市。

再看后来,英租界设立后的次年,1862年法国也在汉口派驻了领事。据史料记载,1863年,法国驻汉领事曾要求清政府饬令湖广总督将汉口龙王庙地方交领事转租于法国商人,遭到清政府拒绝。注意,法国人也打过龙王庙的主意!而清政府拒绝的有力理由,很可能是拿出与英国订立的《汉口租界条款》上面的规定:“嗣后各国来汉租地,自必一律办理。”

外商云集

又过了两年,1865年,法国终于从清政府得到汉口租地的承诺,但却是在英租界以下、汉口城墙内的土地--确实没有“越花楼巷之西一带再租”。而在实际上,60--70年代,法国国内爆发巴黎公社革命,对外又忙于侵略印度支那、中法战争等,汉口法租界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直至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辽东半岛,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有功”,汉口法租界才于1896年建立起来。

西方列强凭借种种政治特权和经济、技术优势,纷纷来汉开设洋行,创办工厂。既倾销洋货,又利用内地

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加工农副产品运销国外,同时直接生产商品占领中国市场。沿江租界地区先后有8国商人建立银行,开办汇兑、信贷、储蓄存款、买卖货币、发行钞票等业务。这些外国银行80%建立于清末时期,少数建于民国前期,1920年达到18家。最早在汉开设银行的是英国的麦加利银行,它于1863年率先来汉在英租界设立分行,随之英国又开设汇隆、汇丰、丽如、利生银行共5家。美国有花旗、友华、万国银行3家,日本有正金、住友、汉口银行3家,还有德、俄、比利时意大利、法国等国开办了德胜、清华、华比、义品、东方汇理银行等。在众多的外国银行中,历史悠久,业务最活跃,势力最大,作用最突出的要算汇丰银行。

经济中心

随着外国银行越开越多,汉口成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中心,它们使外商洋行获得资金融通的便利,经营超过其本身营运资金许多倍的业务。1902年汉口进出口货物共值10032.1万两白银,1910年增加到15219.9万两白银,汉口外汇行情完全由外国银行操纵。汉口海关关税也由英国汇丰银行控制,英国以汇丰银行为海关金库。

旧时的舞场手工业发达,以造船、冶金、铸造钱币为主,武昌的陶瓷名叫影青瓷。另外,,在武昌最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黄鹤楼的屡次兴废,从三国时代至今已历十余次,每次重建都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反映出各个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格和特点。

作家方方在《汉口的沧桑往事》里这样写道:“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原本形成的商业基础,使得汉口成为洋人眼中的热土。一经开埠,洋人纷至沓来,及至租界圈定后,汉口一时洋行林立。”

据史料记载,19世纪汉口开埠后,外国资本纷纷进入汉口开设洋行。据史料记载,到20世纪初,汉口洋行一度超过百家。

随着武汉解放,洋行也成为了历史。有些洋行改头换面,用作他用;有的洋行旧址依旧在,开办起新的业务;还有的在城市拆迁改造建设中消失,永远成为记忆。

汉阳一名的来历与汉水密切相关,古语“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古时汉阳在汉水之北,龟山之南,又因得日照多的地方也称阳,故名汉阳。606年,即隋朝大业二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汉阳名称自此开始。唐代将县治移至汉阳市区后,才迅速发展起来。汉阳,特别是鹦鹉洲一带,历来是长江中游商船集散的地方。唐宋元明各朝代,商业手工业很是繁华。同时,汉阳还是游览胜地,位于汉阳的归元寺是武汉市佛教丛林保护得最好的一处,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武昌和汉阳筑城起始于同一时期,约有1800年历史。

历史上,汉口,汉阳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同步发展的。直至明代成化十年(1474年)汉水改道(汉水在历史上改道不下8次)从龟山北麓入江以后,汉口才独立发展,仅有500多年的历史。汉阳、汉口很早就筑有城墙,分别被当作过县治之所在。

汉口后来迅速成为一座新兴商埠,名声和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武昌和汉阳,,明末清初,汉口已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并列为全国四大名镇,海外誉为“东方芝加哥”。汉口的港口贸易运输业颇为发达,成为我国内河最大的港口,有“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吴琪诗)状其景,“居民填溢商贾辐楼,为楚中第一繁盛处”。颇能反映其繁盛。清乾隆年间,汉口更盛于世,仅“盐务一事,亦足甲于天下”。

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905年在汉口修筑张公堤。这条堤对逐年降低后湖一带的水位,使荒湖野洲形成陆地,对起初狭小的汉口扩建面积提供了方便条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将武昌与汉口(辖汉阳县)两市合并作为首都,并定名为武汉。今天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合而成的“武汉市”,其历史只有74年。

汉口堡/汉口 编辑

历史

汉口夜景图册

汉口成为商业市镇以后,常患后湖水灾。1635年(明崇祯八年)汉阳府通判袁倡提议在汉镇后面修一条大堤,以防后湖湖水泛滥。大堤上起桥口,下至堤口(沙包,今一元路靠近长江处),全长约11里。旧称袁公堤,今为长堤街。因掘土筑堤,堤外便挖了一条深沟,宽约2丈,汉水从桥口灌人,襟带市廛,因名玉带河,这一堤一河是汉口最早的人工屏障

清咸丰年间,太平军和捻军在武汉一带活动频繁,地方当局为固守汉镇,抵御义军进攻,决定在袁公堤外再筑一道城堡。1864年(同治三年)汉阳知府钟谦钧、县令孙福海与汉口绅商胡兆春等协议,筹集商款,筑堡开濠。工程在今中山大道一线上展开,堡基密钉木桩,堡垣用红石砌成。堡外挖一条深濠,堡内培植坚土。为通出人,开辟8个堡门,自西至东为:玉带门、便门、居仁门、由义门、循礼门、大智门、通济门、便门。堡上建有炮台15座。3年后又加高培宽,并建上、中、下三闸蓄泄洪水。

评价

汉口堡修筑以后,不但没有起到抵御农民起义军的作用,反而束缚了汉口市区的扩展。夏口与汉阳分治后,即议撤去城堡,创修马路。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设置汉口马路工程局,准备修筑汉口马路。当时民智未开,拆屋让路之举难以实行,便拟拆毁汉口堡来修筑马路。1907年拆堡修路工程开始,上起桥口,下迄歆生路(今江汉路),同时动工。修路前后,张之洞正筹集经费赎回比利时欲立租界私购的土地(今刘家庙一带),于是议以此路地皮变价集赀,作为赎界之用。此议遭到汉口绅商的反对,密昌墀等连连上禀力争,张之洞乃另向官钱局筹款赎界,而此路仍为本地所有。此路当时称为后城马路。修成之后,从前人迹罕至之处,变成轮轨交通,店铺林立的闹市。这就是今日中山大道的上段和中段。

明清发展/汉口 编辑

发展背景

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已经证实,武汉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城市(城堡、城邑)的源头可以追溯到3500多年前的盘龙城时代(注:参见皮明庥、欧阳植梁主编《武汉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4页。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0页。)。明代中期以降,随着汉口镇的兴起,最终形成了武昌、汉阳、汉口鼎足而立的武汉三镇格局。同时,因商而盛的汉口镇的出现,也使武汉具备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多位一体的综合城市功能。

发展经历

明朝成化年间,汉江几经改道,最后使得今天的汉口成为同临两江的黄金地段。陕西省的商人就乘船顺流而下,将货物贩运于汉正街中转。汉正街最初是由货物集散批发而发展起来的。汉口之名可以说是因陕西商贩而得名,即汉水入长江口。而汉口的繁盛,与汉正街分不开。汉口老字号中的叶开泰、谦祥益、汪玉霞等均发迹于此街。明朝末年,汉口已相当繁华,为天下四大名镇之一。

明清以来,汉口商业繁剧,既聚集各路商帮,又中转各色货物,汉口不但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市镇,亦服膺全国四大名镇之名。“汉口”几成为武汉的代名词。以汉口为中心的武汉在全国的地位和知名度从而大为提升。概观汉口在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是明代中期至汉口开埠,它是传统商业市镇的兴起与鼎盛时期;二是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它是早期现代化的萌动时期;三是张之洞督鄂至清朝灭亡,它是早期现代化的发展时期。这是就武汉的早期现代化着眼,进行的大要区分。

商业兴旺

明初汉口一带,还是无人居住的芦苇荒滩。明宪宗成化年间,汉水主河道在龟山之北形成,并由此入江。汉水故道淤塞,主河道移至龟山之北后,原先的汉阳一分为二,形成南、北两岸,南岸一侧仍称汉阳,北岸一侧则称之为“汉口”。嘉靖年间,汉口的人口增多,已有城镇居民区“坊”的出现,汉水口南岸有崇信坊,北岸则有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汉口也在此时正式设镇,并设置有汉口巡检司对市镇进行管理(注:按:汉口巡检司最初设置在汉水南岸的崇信坊,康熙年间始由南岸移至北岸。雍正五年,随着市镇规模的扩大,又将汉口巡检司分成仁义、礼智二分司。)。这标志着汉口镇的形成和初具规模(注:据乾隆《汉阳府志》卷12《汉阳县·乡镇》记载,嘉靖二十四年,汉口已有居民1395户。)。万历年间,湖广地区的漕粮均在汉口交兑,同时,运销湖广的淮盐也以汉口为转运口岸。漕粮与淮盐的大额转运,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人集中、物资集散、贸易频繁,使汉口的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迅速发展,汉口成为“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的新的贸易中心(注:乾隆《汉阳府志》卷12《汉阳县·乡镇》)。虽说汉口“肇于明中叶,盛于启、正(天启、崇祯)之际”(注:康熙《汉阳府志》卷1《舆地志》),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不可能不对汉口的发展造成影响,汉口真正成为商业巨镇,是在“康干盛世”时期,是与清代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天下四聚”之说,也在这一时期盛行。《广阳杂记》云:“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3页。按:在该卷中,刘献廷多处记载了他的所见所闻。其记渡船之方便云:“汉阳渡船最小,俗名双飞燕。……最捷而稳,且其值甚寡,一人不过小钱二文,值银不及一厘。即独买一舟,亦不过数文。故谚云: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其记风景云:“汉口三元庵后有亭,曰快轩,轩后高柳数百株,平野空阔,渺然无际,西往汉阳诸山,苍翠欲滴。苏州江南风景秀丽,然输此平远矣。”其记洪山寺云:“洪山寺建于武昌东门外蛇山之麓。为明楚王所建。道场宏丽,为天下第一。照墙有碧琉璃交龙,壮丽晃耀。墙宇高峻,如都门西山诸梵刹制。”其记晴川阁云:“自铁门关西上,为龟山首,有楼巍然,曰晴川,与黄鹤对峙。……楼临江东向,轩豁开爽,远胜黄鹤。”)汉口在天下四聚中的地位尤其重要。汉口在这一时期的繁盛程度,从“汉口镇火”的侧面记述中亦可见一斑:“汉口镇为湖北冲要之地,商贾毕集,帆樯满江,南方一大都会也。毕秋帆尚书镇楚时,尝失火烧粮船一百余艘,客商船三四千只,火两日不息。嘉庆十五年四月十日,镇上又失火,延烧三日三夜,约计商民店户八万余家,不能扑灭。”(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4,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1—382页。)毕沅督楚,时在乾隆末年,“汉口镇火”所描述的是干嘉年间的情况。乾隆初年的情况则有如下描述:

“楚北汉口一镇,尤通省市价之所视为消长,而人心之所因为动静者也。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销米谷不下数千。所幸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查该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注: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户政》。)

从这里的描述来看,是时汉口的人口、商业、交通以及物价对周边地区的影响都十分显着。所谓的汉口“六大行”也在这里被首次提出,而且“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各行业间的管理臻于完备,这是值得注意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了“六行最大”一词,“六行”之外,也还有其他的行业,“六大行”或后来的“八大行”之说,不过是概指。汉口的行业与商品种类繁多,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食货考》对乾隆时期汉口丰富的商品描述甚详,已有学者作过细致的引述,可以参见(注:参见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6—448页。)。章氏所记述的汉口的主要商品有食盐、粮食、竹木、纺织品、药材、山珍、海味、干鲜果品、糖、香料、茶、酒、毛皮、纸张、文具,以及铜、铁、锡、石膏等矿产品,煤、炭等燃料,还有烟草、鱼类、金银珠宝等,有具体名称者达230多种。

商贸兴盛

明清时期汉口的兴盛,是以商业贸易为起始的。这首先得利于它的区位优势,时人有所谓“九省通衢”、“九省之会”、“七省要道”、“八达之衢”等代称或习称。在汉口未名之前,明代人已注意到湖北的区位优势:“大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郧襄上通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捍云贵郴桂。通五岭,入八闽。其民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焉。”(注: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嘉靖年间正式设立汉口镇后,汉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得以快速发展。即如方志所称:汉口“当江汉交汇之处,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所谓九省之会也”(注:民国《夏口县志》卷12《商务志》。更早的方志,如乾隆《汉阳府志》卷12亦称:“汉口一镇耳,而九州之货备至焉,其何故哉?盖以其所处之地势使然耳。武汉当九州之腹心,四方之孔道,贸迁有无者,皆于此相对代焉。故明盛于江夏之金沙洲,河徙而渐移于汉阳之汉口,至本朝而尽徙之。今之盛甲天下矣。夫汉镇非都会,非郡邑,而火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泊数千万,九州诸大名镇皆让焉。非镇之有能也,势则使然耳。”)。“汉口镇,古名夏口,为九省通衢,夙称繁剧”(注:民国《湖北通志》卷5《舆地志》。)。从此,湖北的大区位优势更彰显于汉口一地。此外,湖北及邻省的经济发展,也促成并加快了汉口的商业繁荣。

如上所述,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贸易是以粮食、食盐、棉花、棉布、茶叶、药材、竹木等为主干的。以粮食而论,是时,湖北及周边的湖南、四川等省的粮食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所产之米粮下销江南、闽广各省,都要通过汉口转运,“粮食之行,不舍昼夜”

汉口成为米粮流转中心。以食盐而论,湖北、湖南向食淮盐,淮盐由仪征进入长江运至汉口,再由汉口分运湖北、湖南各府州县(注:参见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表9《汉口至各地转运分销里程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汉口是淮盐的重要转销口岸。以《淮鹾备要》所载两淮行湖广引数777200引,每引重量364斤计,每年由汉口转销的食盐大致在3亿斤左右,而回空盐船又载各色货物下行,从而形成循环往复的转运贸易体系。应该说,粮食、食盐等的大额贸易,是汉口进一步鼎盛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繁荣以及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使汉口成为内陆特大型的市镇和全国性的商品市场。这也就是康熙时的著名学者刘献廷所说的:“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3页。)

尽管如此,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汉口还只是一个典型的商业性市镇,与国外也基本上没有商业往来,是时的汉口或武汉尚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内涵和特质。

开埠契机

从武汉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国际性城市着眼,1861年的汉口开埠(注:1858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中增辟的11个通商口岸中即有汉口,但汉口的正式开埠则是在1861年。参见陈均、任放《世纪末的兴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6页。),是一个重要的界标。汉口开埠后,英国最先与汉口通商,外国各路商人也“立即趋之若鹜”(注:姚贤镐编《中国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85页。),美国、法国、德国、丹麦、荷兰、 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瑞士、秘鲁等国先后来汉通商(注: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按:1861年汉口开埠前,挪威、瑞典曾援引《五口通商》条文,于1847年在汉口开展商务活动。又据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称:“约在一八五○年,俄商开始在汉口购茶,于是汉口成为中国最佳之红茶中心市场。俄人最初在此购买者为工夫茶,但不久即改购中国久已与蒙古贸易之砖茶。”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0—111页。如是,俄国在汉口的商业活动,也是在汉口开埠之前。)。与此同时,外国商人也开始在汉口开办原料加工厂,如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所说:“一八六一年汉口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俄人乃(于一八六三年)在此建立其砖茶工厂。”(注: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1页。)据统计,至张之洞督鄂前,外商在汉口开办的原料加工厂有如下数家:

同治元年(1863)俄商开办的顺丰砖茶厂

同治五年(1866)俄商开办的新泰砖茶厂

同治十一年(1872)英商开办的汉口砖茶厂

同治十三年(1874)俄商开办的阜昌砖茶厂

光绪元年(1875)英商开办的金银冶炼厂

光绪二年(1876)英商开办的汉口压革厂

光绪二年(1876)英商开办的隆茂打包厂

光绪六年(1880)英商开办的平和打包厂

光绪十三年(1887)德商开办的美最时蛋厂

光绪十三年(1887)德商开办的礼和蛋厂

光绪十五年(1889)德商开办的元亨蛋厂(注:参见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这些原材料加工厂的开办,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如俄商开办的顺丰、新泰、阜昌三大茶厂,其生产的砖茶销往俄国和内蒙古,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共有资本银400万两,拥有15 架蒸汽动力砖茶机,7架茶饼机,数千名中国雇工,年产值近5000万两,具有相当的规模。茶工业规模的扩大,刺激了茶贸易的增长,据统计,1874年汉口出口砖茶83402担,1877年增长为144756担,1878年增加到152339担(注:参见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李宪生《两次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汉口开埠后,“洋行”的出现也值得注意。1862年,被称为“洋行之王”的英商怡和洋行(渣甸洋行)在汉口设立分行,最初主要经营轮船业,后扩大经营进出口贸易等业务。据《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记载,怡和洋行内部设有船头、银行、保险、进出口4部。其中,船头部下设轮船、趸船、码头、堆栈4个办事处,办理各有关航运业务。银行部开办“有利银行”,专门办理货物信托等业务。保险部经营各类水火保险业务。进出口部经营茶、棉花、棉纱、牛羊皮、五金机械等业务。怡和洋行之外,美、德、法、俄等国也在汉口设立有洋行。洋行经营的范围非常广泛,对汉口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以怡和洋行的航运业而论,其拥有客货轮20多艘,行驶汉申、汉宜、申宜、宜渝等航线,在长江流域运输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货物的流通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可以认为,汉口开埠后,外商的涌入、洋行的设立,以及与外贸密切相关的外资企业的兴办,都促使汉口渐次由内陆型的封闭式城市向开放型的国际性城市迈进。

如上,在这一时期,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基本上位居第二,仅次于上海,每年的间接进出口贸易额大致在2300万两至4200万两之间。从这里也可看出,汉口的对外贸易是以埠际转口的间接贸易为特色的。

上述可见,汉口开埠后,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开始启动,在对外贸易方面,尤其是间接对外贸易,走在了全国开放性城市的前列。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武汉的早期现代化还只是初始性的,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及滞后现象。汉口开埠后,没有很快出现像上海开埠后那样令人瞩目的变化,开埠后的20多年间,近代工业格局迟迟不能形成。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前,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包括上海、天津、福州、南京等沿海沿江城市,甚至诸如西安、兰州、长沙、济南、昆明、太原等内地尚未开埠的城市,创办的军事企业达20个,武汉没有一个。同期,洋务派在各地所办的学堂也达20所,武汉也没有一所。这正标示着武汉早期现代化在启动阶段的弱势以及发展的不平衡。

张氏督鄂

1889年张之洞的督鄂,是汉口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界标。苏云峰所谓“张氏抵鄂之年,应为湖北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起点”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7年。),虽是就湖北而言,但就汉口立论也是成立的。张之洞督鄂期间(1889—1907年),汉口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性城市的轮廓开始显现。其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以下数端:

第一,汉口的传统商业优势进一步发挥,并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从传统商业方面来看,以汉口的米谷年均流转量为例,张之洞督鄂前的1881—1890年为67362担,1891—1900年即增长为507630担,1901—1910年更增长为1073185 担(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7页。)。增长幅度明显。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注:日本学者根岸佶在《清国商业综览》中亦称:“从汉口沿长江而下至上海、华南、华北,以及逆汉水而上至陕西、甘肃,调出大量米谷来看,无疑汉口集散的米谷数量要比上海、芜湖多。”)。从国际贸易商埠方面来看,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在张之洞督鄂前,汉口在全国四大商埠(上海、武汉、广州、天津)中虽已位列第三,但进出口额只有数十万两、数百万两不等,到1903年已突破1200万两,1905年更突破3500万两;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亦然,张之洞督鄂前,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数字是1880年的4200万余两,而1899年达到6700余万两,1904年已突破1亿两大关。无论是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都有了数倍的增长。以致有人声称:“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1905、1906),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注:《民立报》,1911年3月4日。)武汉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此一时期外商的大举进入也有密切的关系。据统计,1892年在汉的洋行数为45个,人数为374人,1901年洋行数为76个,人数为990人,1905年洋行数达到114个,人数达到2151人。除洋行外,还有许多外国商号。1905年,汉口洋行和外国商号最多时达250家,其中日商居首,有74家,英商57家,德商54家,美商22家,法商20家,俄商8家,丹商5家,比商、印商各3家,瑞商2家,葡商、菲商各1家。

第二,汉口的近代民族工业起步,并得到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商业独秀到工商并重。张之洞先后创办汉阳铁厂(1890)、湖北枪炮厂(1890)、大冶铁矿(1890)、湖北织布局(1890)、汉阳铁厂机器厂(1892)、汉阳铁厂钢轨厂(1893)、湖北缫丝局(1894)、湖北纺纱局(1894)、湖北制麻局(1898)等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注: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30页。)。张之洞的倡办实业,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1897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

第三,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自强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在“游学”方面,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1905年,仅留日学生就达1700余人,居全国之冠。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已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一如端方在光绪三十年(1904)所奏:“近日中外教育家,往往因过鄂看视学堂,半皆许为完备。比较别省所立,未有逾于此者。”(注:《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165页。)

第四,外国银行在汉设立的分支机构增多,国内银行开始出现,汉口成为内陆地区的金融中心。汉口开埠之前,尚无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1861年英国汇隆银行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开外国银行在汉口开设分行之先河。此后以迄张之洞督鄂前,先后有英国麦加利银行(1863)、英国汇丰银行(1866)、英国有利银行(1866)、法国法兰西银行(1876)、英国丽如银行(1877)、英国阿加刺银行(1880)等在汉口开设分行。张之洞督鄂期间,随着汉口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除了传统的英国银行外,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等也纷纷来汉设立分行。同时,中国通商银行(1897)、中国银行(1905)、大清银行(1906)、浙江兴业银行(1906)等也在汉口开业。这些现代性的金融机构与传统的钱庄、票号、钱铺等民间金融机构共同构筑起武汉的金融大厦,成为武汉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注:另据已有的研究,20世纪初,武汉的金融业进入兴盛时期,至1925年,武汉的本国银行发展为32家,与当时的140家钱庄和15 家外国银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

第五,交通运输业空前发展,奠定了汉口现代交通运输的基础。张之洞由广东移督湖广的直接原因就是芦汉(芦沟桥至汉口)铁路的修建,所以张之洞对修建铁路用力甚勤。在张之洞的督办下,1906年,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00余公里的芦汉铁路通车,并改称京汉铁路。京汉铁路的贯通,不但使汉口的货物流通更加畅快,而且使汉口的地位更加凸显。一如孙中山所说:“武汉者,……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甘肃之各一部,均恃汉口以为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铁路之外,此一时期的水路交通运输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863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惊异号”进入汉口港,开辟沪汉航线后,英、法、德、日等国的轮船公司也以汉口为中心,开辟长江航线,经营轮运。

1905年,日本大坂商船会社又开辟了汉口至神户、大坂的直达航线,使汉口港成为国际港。至清末,由汉口驶向国外的轮船,已可直达德国的汉堡、不来梅,荷兰的鹿特丹,埃及的塞得港,法国的马赛,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意大利的热诺瓦等。而1875年招商局在汉口设立轮船公司,则标志着民族轮船运输业在汉口的立足。以轮运为主导的水路开辟,使长江航道变成黄金水道,也使武汉自古以来的水运优势跃上一个新的阶位。

无疑,张之洞督鄂期间,汉口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的迅速发展,是汉口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示,也使汉口的国际性城市进程经历了一个关键时段。

汉正街/汉口 编辑

20世纪初,随着汉口开埠,租界设立与铁路的开通,汉口商业中心逐渐下移至长江岸边。汉正街则演变成小商品市场。1979年,汉正街恢复小商品批发市场,首批摆摊经营的待业青年和社会无业人员100余名,1989年起,汉正街市场销售额突破7亿元,1990年起,国家、个体共同筹资数千万元,兴建与改建数处交易大楼,使汉正街的交通和环境大为改观。

翻开史册,汉正街历尽沧桑。历史悠久的汉正街是汉口最古老的一条街道之一,据《夏口县志》等书记载,这条街迄今为止已有500年的历史。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汉正街就已形成市镇,这里沿江从西至东,出现了宗三庙、杨家河、武圣庙、老官庙和集家嘴等众多的码头,为商埠吞吐,集散物资。由于水上交通便利,沿街店铺行栈日益增多,贸易往来频繁。到清代康熙、乾隆的经济发展鼎盛时期,汉正街已成为“汉口之正街”。乾隆四年(1739年),汉正街修起条石路面。同治三年(1844年)郡守钟谦钧在此主持修建了万安巷等新码头。从此,汉正街更是商贾去集,交易兴盛,市场繁荣。被称为“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唯意”,吸引了四方商旅,八方游客,热闹繁华,盛极一时。于是,本省荆州、孝感各县,外地山西、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人口纷纷迁入。正如清代汉阳人徐远志的《汉口竹枝词》所云:“石镇街道土镇坡,八码头临一带河;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

近百年来,汉正街一直是旧汉口镇的商业精华之所在。旧汉口镇之商业有所谓上八行(商业行栈),下八坊(为手工业作坊)。据《汉口小志》称:最著名者俗称八大行,即盐行、茶行、药材行、什货行、油行、粮行、棉花行、牛皮行。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营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及后来“文革”的影响,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曾一度停歇。那些年,小商品几乎无人经营,盛极一时的“三镇市场”门庭冷落,市场萧条,私人经营一度中断,整个市场处于封闭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又获得了新生。1979年9月,武汉市人民政府批准,重新恢复、开放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当年就有100多待业青年、社会闲散人员在此经营小商品。至1982年,汉正街小商品个体户猛增到458户。汉正街个体经营户已达到13200户,日均吞吐货物400余吨,市场日均人流量16万人次,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面貌。

地理交通

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汉正街坐落在白云黄鹤的故乡、长江和汉水交汇处,是镶嵌在华中腹地上的一颗璀璨的市场明珠。汉正街市场东起三民路、民族路,西到桥口路,南临汉口沿河大道,北至中山大道,由汉正街、大夹街、长堤街、宝庆街、三曙街、永宁巷、万安巷等78条街巷组成,占地2.56平方公里,含有6个街道办事处的行政区划。市场内已建成服装、皮具箱包、家用电器、鞋类、陶瓷、布匹、小百货、塑料、工艺品、副食品等10大专业市场,营业面积共计60多万平方米,经营商品6万作余种,市场从业人员10万余人,客货运输站22个,拥有276条线路,对开500多班次,日均吞吐货物400余吨,个体经营户13200户,市场日均人流量16万人次,旺季可达20万人次。

概述/汉口 编辑

明清时期,特别是张之洞督鄂时期,汉口形成了她的风骚独领的特色——由商业名重天下到全方位综合发展。由此,汉口也铸就了她的历史辉煌。

窥察历史,我们所能得到的启示是什么呢?就其要者,可以归结为三:

地理优势

汉口地处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古代与近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凭借汉水、长江之利,可以内进外出、通江达海,成为商业贸易的集散地。这就是《汉口小志·商业志》已经指出的:“汉口贸易年见繁盛,盖以运输便利也,此地为中国全国之中心,水路四通八达,……中国内地商务实以此地为要冲。”1949年出版的《武汉概况》也明白表述:“汉口为国内主要的物资集散城市,向有九省通衢的称号,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甘肃、陕西、云南、贵州物产,都集中于汉口而为分配,九省需要物质亦经汉口取给。商圈的广大,国内很难找出第二处。”可以认为,明清时期商业的繁盛,主要是凭借了这种条件。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期间商贸的扩大与国际性商埠的形成,也与此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当时的国际贸易以间接性贸易为主、以直接性贸易为辅,也是限于地势)。

为止欲为

第二,张之洞有能力、有魄力,得到清廷的信任和支持,能干他想干的事。换句话说,没有张之洞也就没有晚清汉口及湖北的发展。用“人来政兴”概括是贴切的(注:赵德馨、周秀鸾:《张之洞与湖北经济的崛起》,见《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中华书局1999年版。)。1861年汉口开埠,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但汉口开埠后,却没有像上海、广州、天津、南京那样发生显着的变化。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前,武汉竟没创办一家官办企业(1884年,湖北总督卞宝曾筹建湖北机器局,但胎死腹中),也没兴办一所近代性的学堂,即使是有传统优势的商业也无法与后来比拟。这显然不是历史厚此薄彼,而是主政者使然。实际上,关乎此点,时人已经注意到:“武昌无疑将成为中国极重要的城市之一,因为自从张之洞调任湖广以后,已将他原来打算在广州进行的一些庞大建设计划全部移到了武昌。”(注:《捷报》,1890年7月11日。)近代汉口的发展滞后与经济的第一次腾飞视主政者为转移。

制度创新

第三,制度创新是关键。所谓的全国范围的“晚清新政”或湖北一区的“湖北新政”都有一个制度创新问题。新的事业或社会经济的新发展,必须要有新的政治机制予以保证。张之洞任职两广时,即已筹谋“效西法图富强”的新政,只是没有督鄂时的力度大。据统计,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出于工作需要而设。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从新设机构的性质来说,属于教育、文化的机构3个,属于财政金融的机构5个,属于军警司法的机构6个,属于农工商及交通管理一类的机构最多,达23个。也明确标示出张之洞兴办实业的努力。有些机构的设置,在全国具有示范性,如1902年为推广新学制而设立的“学务处”,比清廷的有关规定早了一年多。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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